三星堆“上新” 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祭祀坑”裏的文物。 安源 攝

　　時隔30多年，三星堆“上新”了！

　　3月20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工作進展會在四川省成都市召開，通報了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已發掘至器物層，出土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金箔、眼部有彩繪銅頭像、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精美牙雕殘件、玉棕、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三星堆工作站站長雷雨介紹，2020年10月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986年發掘的一、二號坑的區域開展考古勘探與發掘，基本明確了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的空間格局。

　　新發現將更加豐富和深化對於三星堆遺址、三星堆文化的認識，對更加全面認識三星堆文化與周邊地區的文化，特別是與中原地區、江漢平原地區文化的歷史關系以及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研究提供了實物資料。

　　新發現有助於解決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

　　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鎮，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前江(鴨子河)南岸。遺址分布面積約12平方公裏，核心區域為三星堆古城，面積約3.6平方公裏，是四川盆地目前發現的夏商時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中心性遺址。

　　雷雨介紹，此次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與1986年發掘的兩座“祭祀坑”共同分布於三星堆城墻與南城墻之間三星堆台地東部，周圍分布著與祭祀活動有關的矩形溝槽、圓形坑和大型溝槽式建築等。

　　三星堆第一、二號“祭祀坑”發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長陳顯丹說：“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與之前的兩個相比，坑型都為長方形，基本形制與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種類相似，但出現了很多新器型。同時，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淺不一，坑內的文物各有側重，有的坑象牙多一些，有的坑大件青銅器較多。”

　　陳顯丹表示，此次考古發掘出現的新器型，既反映了與中原文化有密切聯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為己所用的創新。

　　“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現是會影響四川考古、中國考古甚至世界考古的很重要的發現。”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認為，三星堆“祭祀區”的新發現有助於解決長期懸而未解的學術問題，比如最基本的年代問題和性質問題；“有助於復原當時‘神廟’或‘祭祀區’內部的空間，對完整認識當時的禮儀空間、宗教思想，乃至於反映的宇宙觀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

　　考古發掘不僅僅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事

　　科技在考古領域的作用日益顯現。3月19日下午，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考古發掘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現場設有考古實驗室，此舉屬於首創，實現考古出土文物與文物保護無縫對接。

　　“針對本次新發現坑的發掘、保護與信息提取，我們專門設計了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統，努力創新設計具有中國風格的考古發掘設施設備。”雷雨說。

　　發掘工作秉持“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的理念，協調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國內多家科研機構和高校參與，組成考古、保護與研究聯合團隊。

　　此次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冉宏林介紹，從人員編制、專家建構到設施設備配置及具體工作操作這一系列流程，各個環節都有文物保護人員參與其中，為出土文物“保駕護航”。

　　“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也是一大特點，在此次發掘工作中，共有30多家單位參與其中。不同單位的多學科研究人員不僅參與考古發掘，還參與多學科研究方案的設定、樣品的采集等，避免出現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研究兩張皮的不利局面。”冉宏林說。

　　三星堆遺址考古人員對發掘信息也進行了全方位采集，冉宏林說：“考古發掘不僅僅是我們這一代的事，也要把信息留給後代，保留足夠多的信息為今後的發掘保護研究提供足夠豐富的資料。”

考古工作者在發掘現場工作。 安源 攝

　　溯源三星堆文化，發掘仍將繼續

　　三星堆遺址得名於清代嘉慶年間《漢州誌》，“廣漢名區，雒城舊壤……其東則湧泉萬斛，其西則伴月三星”。遺址最早發現於20世紀20年代末。1934年，原華西大學博物館的美籍學者葛維漢進行了第一次發掘。

　　新中國成立後，四川省文物部門重新啟動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1986年發現一、二號“祭祀坑”，出土珍貴文物千余件，多數文物前所未見，揭示了一種全新的青銅文化面貌。1987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三星堆文化”命名，推斷其年代相當於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際。1988年，三星堆遺址由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世紀80年代至今，國家文物局指導四川省開展大規模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不斷明確三星堆遺址分布範圍、結構布局。此外，考古工作者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範圍，揭示了三星堆文化與中原地區夏商文化的密切關系，並逐步探明三星堆文化源流。

　　目前，國家文物局已確定將“川渝地區巴蜀文明化進程研究”作為“考古中國”的重大項目，深入研究川渝地區文明演進及其融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總體格局的歷史進程。

　　按照“考古中國”項目的計劃，下一步將繼續對新發現“祭祀坑”開展精細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多學科研究，並在“祭祀坑”的外圍勘探發掘，把握祭祀區的整體格局、形成過程，以期系統、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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